摘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于21世纪初的土地金融无意中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资本市场，使中国一举摆脱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桎梏——资本短缺。 ...
所以他们之间是互补的并且有可能实现综合[10]。
但是，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形中，经济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产品价格下降，恰恰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时候，过度竞争显然不会在这时发生。但是这并不会必然地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Krippner将这种情形解释为经济的金融化结果[5]。相关的争论说明，布伦纳的理论并非没有缺陷,它对于战后全球经济和当前危机的解释力如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从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认识这一现象可能是恰当的，东亚通过提供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转移了剩余价值，虽然其数量难以具体估计，但是规模可能十分庞大。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业比较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大举推进出口导向型战略，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会使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也是布伦纳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
技术创新必须被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且它对价值的贡献占据了绝对主体，远远超过了工人通过操作机械设备参与直接的生产的贡献。众多经济学家都致力于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提出应对措施并总结教训。绝大多数样本合成的国际经验表明，原来发展势头不错的那些经济体，到了这个门槛前，就可能突然爆发各种矛盾，使经济突然失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可以好几十年一蹶不振。
另外，治疗药物与方法也在积极探索和积累成功经验过程中。民营企业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概念之下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还有一个5到8年的时间窗口，还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比较全的产业覆盖范围形成的相对优势和市场份额。但在2010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一直延续到现在。
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一路冲到51以上。这也是执行体系必须处理好的。
当然说到全面改革，除了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概念，还要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伴随的行政体系、政治体系改革的法治化、民主化。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可比口径，中国在这个状态下，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交椅。同时在结构优化方面，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追求以优化结构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来看，短期到中长期，以中国的确定性带头，世界的确定性也会逐渐提高。
物的矛盾凸现的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特征，也与人的视角结合而表现在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上：虽然老百姓收入指标不断上升，但不可否认存在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腐败等尖锐问题，必须做出使人际关系向和谐社会推进的调整转变。图3 制造业PMI指数 4、进出口。政府方面，反过来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形成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为第一要义。现在的六稳六保要求，自然要更多考虑短期和中期的情况，又要处理好扩大内需要领上的救急和发展后劲的形成、消费和支撑消费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关系。
图1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图 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在两年内，我国经济增速较快地降落到8%以下。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后期应是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高速发展完结的阶段，但中国不是这样——现在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略超出44%，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出60%，但其欠账可观，可供参考的价值其实有限，因为其中有2亿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区域生活、工作，早已经脱开农村的农业，其中不少人已经这样长达一、二十年，但是户籍还在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还不足以使他们享受跟其他市民一样的待遇，未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趋势的客观因素和我们保持战略耐心与定力的底气。所以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已有现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相对优势。
边际上更高水平的增量绩效，要进一步引导整个产出绩效的提高。二季度形成正的3.2%增长以后，把1至6月份合计形成的增长速度拉回到了-1.6%的位置上，这是当下所要面对的基本情况。总之要清楚地判断和平与发展仍是总体而言的时代主题，其以一系列的供给侧创新（包括共享一条产业链和共享经济，以及制约极端化冲突的核威慑式和战略平衡），可使我们在防范最坏局面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争取最好的结果，千方百计把一些积极因素稳定下来、调动出来。而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定必须重点抓住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央当时的基本判断，就是虽然还有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但是矛盾凸现期的特征也已经展现出来了，必须牺牲一些速度，寻求经济软着陆，在应对和化解矛盾凸显的努力下，逐步调到中高速状态下新的发展常态，以结构优化为支撑形成高质量发展，对应于未来现代化目标的分步骤实现。今年两会上也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因为不确定性过于明显。
如果中国GDP的中高速增长能落在5%或者5%左右，持续7-8年的时间，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但是对相关风险，决不可掉以轻心。（一）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四个观察视角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可以有以下几个分析视角。
把发展阶段的转换因素和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原来所说的L型转换还并未得到确认。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过这个门槛风险很大——前六、七十年间，全球有100多个经济体走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以后，再往上冲关成功的是绝对少数，只有1/10。回到图1，就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经济重回两位数增长的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
（五）以扩大内需、优化结构为基点，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从中国来说，扩大内需、更多侧重以内循环为主体有自己的底气。但随后有第二重经济下行因素不期而至的叠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也有现实的混合所有制之路。前些年以污染控制为重要政绩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控制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是直接支持他们出政绩的，所以不遗余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明显处于二元经济状态，而现在已经在消除或者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间取得一系列进展，还要继续和全球互动，寻求在共赢中成长为现代化经济体。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未来发展的成长性和潜力空间确实是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有共性的主潮流因素，虽然近年遇到逆全球化的挑战，但中国为大踏步跟上时代，仍然别无选择地必须抓住上述这些发展的主潮流因素，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努力向上升级发展，尽快接近高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一般认为，以举国体制2.0版在芯片方面实现突破，也要5年甚至8年的时间。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勾画的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提前实现后，在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时间段上，中央又提出2020年要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节点性目标。
其他的经济体，如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欧洲等处的情况，现在都比中国严重。（二）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 1、2010年以后的经济下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转换。甚至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里，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现代化愿景，似正在一个有望越走越宽的道路上实现。一些大路货的产能，必须转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等地。
近期在一系列不良信息的旁边，也能看到一些中美之间在缓和矛盾方面的一些姿态，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亦各有不同。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一下子落到几十年没有过的-6.8%。
但是新冠疫情出现之后，有人认为经济只能追求相对增速，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速现在是-3%，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为3%，那么相对增速仍然超过美国6个百分点，中国和世界头号强国之间经济总量的距离就仍在进一步缩小。现在虽然还在防范输入性的新病例和类似北京新发地等处曾有的疫情反弹，但总体来说控制住了本土基本局面。
大写的L是比喻增速往下落了以后，要拐出尾巴来，进入大致的平台发展状态而其时段越长越好。总体来说，形势并未呈断崖式下落的特征，而且实绩近期比一般的预计更好些。
